百年中国的三大怪胎--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

“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 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 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 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除学术作品和资历以外，郭沫若的品格和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受到广泛的质 疑。少年订婚，20岁时成亲，喝过交杯酒，掀起盖头一看，新娘相貌不尽人意。郭沫若大怒，掉头而走，东渡日本，狂追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家中寄来的钱，悉 数交给富子，终于打动对方，生下孩子。而郭沫若与日本妻子安娜的感情，最能暴露其品格。安娜为他与父母断绝关系，并生下五个子女，负担全家开支，但郭沫若 屡屡嫖娼并染病，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安娜回中国。1949年后安娜来中国，毛周给她政协委员身份和副部级待遇，郭沫若却至死避之不见。郭沫若在1926 年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十分急切，终于在1927年被批准入党，不到半年后当看到中共在秋收起义等武装运动后举步维艰时，立刻自动脱党。1937年脱党 十年的郭沫若回国，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刻出发。他还主动请求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 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当年求着入党的郭沫若却避而不见。
胡适与郭沫若初识时，前者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后者则刚刚出版《女神》，胡适无疑名气更大，郭沫若听说胡适读了几遍《女神》后，竟得意忘形到亲吻胡适。后来，郭沫若名声渐大，终与胡适分道扬镳，1949年后更是批判胡适的头号打手，凉薄如斯。
青岛有个公园，1949年后易名鲁迅公园，题字的是当年曾与鲁迅交恶的郭沫若。这二位交恶由来已久，尤以1928年为甚，当时郭沫若化名杜荃，写下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不过，他至死也未承认杜荃就是自己。1917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轰动一时。1923年秋，苏 州的一位中学教师钱穆，历四、五载，共写成古史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取书名《先秦诸子系年》，后因此书，进入大学，当了教授。后来郭沫若抄袭 此书取名《十批判书》，为学人不齿。1948年，郭沫若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干则是“黑 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 此与文学绝缘。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不以为然。他曾说毛泽东思想也 应一分为二，曾组建诗社并遭下放劳教。1968年4月，他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坠楼 而死，年仅26岁，落地时双臂反绑，自杀或他杀成谜。曾有人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沫若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他说：“这就是你崇 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1968年4月19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被造反派绑架处境危险。晚上郭沫若要参加周恩来宴会，夫人于立群恳求他请周恩来救助，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最终却没开口，儿子被迫害致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他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郭世英、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子和第四子，文革中先后自杀，分别是26岁和24岁。表面上默默承受的郭沫若，深夜将郭世英生前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
著名学者、中国名博卫金桂教授说，作为文革红小兵，当年听到郭沫若郭才子发明的“政治流氓文痞”几个字佩服坏了。以后接触有关郭沫若氏的资料，觉得 “政治流氓文痞”最适合他自己。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学网上依然将郭沫若列为国学大师。与其说这是对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部著作的肯定，不如说国学网是匍匐 在郭沫若氏的头衔之下，也和郭沫若一样，“迷狂”了政治权力。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单纯的流氓有文化，比起政治流氓有文 化，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普通流氓，文化只可以作为工具和表现形式，但政治流氓的文化就可以拿来杀人。这套把戏郭沫若一直很熟悉。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 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 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卫金桂说，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是个奇迹。他的 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 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沫若氏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治地位远 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文革，他却于1976年5月 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
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
这首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
阴谋多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治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治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了，
我的我要爆了！
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 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 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 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 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 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 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 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 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 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 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 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 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 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 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 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而 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藉此观察现在，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 式稍有改变，以前语文课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2002年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毛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 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这些口号里面 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不在他的剧本写作，而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 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1949年后郭沫若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 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知识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 “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后的主要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 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1949年，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摘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

义和团、红卫兵、爱国贼是中国百年来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三大怪胎，而且不仅祸国，还祸害国际准则、祸害人类文明。
义和团实际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 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 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处死。
正是由于义和团的蛮干，才导致了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与瓜分。
现在，回过头去省视一下一百年前那个同样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无疑会对当代产生帮助。就如先哲们曾预言的那样：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 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 力，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 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比 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 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 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 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 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 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卷入更加巨大的政 治斗争后，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 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 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 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可以到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为浩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 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当 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 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 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 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 聚集在宋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 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 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 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 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 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 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 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蔡 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 “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总结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可见就在义和团之乱的几十年后，思想者们对于义和团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
义和团被美化甚至神话，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提出了“在什么场合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党的 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估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一标准。”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发表的《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就是要保卫文革 及其化身红卫兵，而反对头号敌人刘少奇。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4 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在文革这场破坏性更甚义和团的10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 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更成为“造反有理”的佐证。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西方列强既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同时也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人的利益。纵观整个义和团运动，他们从未着眼于收回被占领土等合理要求，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拒绝西方文明，完全回到因循守旧的老路上去。
相比之下，义和团与文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平民百姓的极端排外情绪被官方鼓励，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去；同样是用愚昧取代科学；同样是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义和团虽已是百年前的事情，但义和团的阴影却从未从这个国家的上空散去。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无疑是有着借鉴意义的。
当然不可否认，早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后，确实有个别教士蔑视中国文化、部分教民胡作非为，但主要还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了老百姓对基督教的仇恨，加上 民间的谣言及中国传统习惯势力对外的排斥，才导致了义和团的兴盛。现在看来义和团只是民间的仇外运动，后来受慈禧招安，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更是愚昧至极， 根本就不是抵抗什么侵略。其野蛮、无视基本国际准则的行为，对国家、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而崇拜义和团的红卫兵，则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思想”和对共产主义的妄想及青年的个人野心。红卫兵比义和团破坏更大的 是，除仇视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也是空前的，不仅破毁了黄帝陵、炎帝陵、伏羲庙、孔庙、关帝庙、岳飞庙。而且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 观。
历代的入侵者如蒙古、满清进入中原时，只敢杀人，但对汉民族的文化还不敢有丝毫轻慢，即使日本侵略军也对我们的文化毕恭毕敬，今天中国人血泪控诉的 英法联军，也只毁坏皇家园林圆明园，实际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仇视与毁坏，不能望红卫兵的项背于万一。文革红卫兵潮，文攻武卫导致了数千万人死亡，无数 家庭毁灭，国家濒临崩溃边缘，全国百姓包括红卫兵自己，无人不受其殃，其对国家的危害，绝对不下八国联军和日本侵略军。固然他们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不 能否定其自身该承担的责任。
当代的爱国贼，就是历史上的义和团、红卫兵，但比义和团与红卫兵更狡猾、更无耻和更功利。所谓爱国贼，是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 们把“爱国”当成生意，有利可图就争先恐后，无利可图再大的事情也视而不见。这些人言论和行为都极为夸张，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煽风点火、造谣滋事，来为自 己的“爱国”生意创造商机，但真正有关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福祉的事情根本就不在其关心范围之内。
爱国贼有几个特点：
一，突出自己、压低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思路不一，便是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予以肯定，希望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谁就是反华。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难脱反华和汉奸之嫌！
二，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争取到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咒骂中国才获得了西方的定居权，反过来又要骂西方充当爱国英雄。几面说谎，几面得好处！
三，以“爱国”装点门面。有些人本身就是坑蒙拐骗之徒，本来没有什么人格，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四处招摇。有的落水狗不仅将“爱国”变成他的救命稻 草，还要使其成为飞黄腾达的资源。不仅玷污国家、玷污民族，也让“爱国”这一圣洁的字眼蒙羞，正像妓女令“小姐”一词蒙羞一样，令人不堪。
义和团与红卫兵已经被当时的政府抛弃，当代社会也大体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但爱国贼，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本质与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