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保存 | 2011年11月07日 16:22 |本文地址: http://dongbaocun.blshe.com/post/2356/732080
史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
--阿瑟·贾德森·布朗《辛亥革命》
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
1912年3月30日，美国传教士、远东问题专家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第156号的寓所中完成了这本《辛亥革命》，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Chinese Revolution,直译过来就是中国革命。当年5月12日的《纽约时报》评论本书是"读者全面了解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整体状况的不二选择"。
布朗博士曾在1901、1902和1909年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和社会调查工作，他和很多晚清政要包括袁世凯都有直接交往，共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布朗博士曾根据这17本日记写成7卷本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剔除了陈旧的资料，代之以大量最新的资料，完成了这部《辛亥革命》。作者在自序中写道："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这场声势浩大的辛亥革命盖棺论定，而是想为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前所未见的史料与图片
近日，这本出版于100年前的《辛亥革命》的中译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国内诸多历史学专家的兴趣。近代史史学家杨天石先生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研究、评述辛亥革命的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价值特别值得重视"，"书里的插图，很多都是我前所未见"。这本书在微观上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有历史学者认为这本书充斥大量的市井传闻和政治八卦，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先生则认为："这本书不能简单地用‘八卦'来评价，这是西方人包括传教士考察中国的一种惯常的视界或者说视野，我觉得这本书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对中国的风土民情、整个社会的观察。"
杨天石先生进一步指出，这本书中提供了一些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史料和统计数字，例如，书中讲到西太后慈禧把一座喇嘛藏传佛教的庙改成女子学校，光绪皇帝在一个月里买了一百多本新书，袁世凯曾让满清贵族捐钱打革命党，八国联军打通州时中国自杀的妇女是573人，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上和印尼政府的矛盾等等，对近代史研究很有用处。
此外，令很多史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颇感兴趣的是，本书全景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社会从上层到底层，从官场到普通百姓的整体状况。
比如书中谈到清朝官场的腐败，提到《北华捷报》的一个报道："直隶省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绅士表示，直隶省有一半土地税未能上交政府。‘这还不算，'他说，‘我们县里的官员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三四十年前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县里额外增加了一种税。我们县的官员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收到现在。按理说，这种税早该取消了，负责监察的县吏应该干涉此事，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做。一来税额很小，我个人的一份不超过5美元。而全县征收的这笔小钱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县里的官员与府里的官员，甚至省里的官员、中央的官员，都是要分成的。'"书中还写道："要想结识任何一个满清勋贵，至少要送上300两银子给王公的门房。王爷的门房，顶得上一个七品知县，只有把他们打点好，才能有机会见到王公。这在北京，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王府的门房成了满清勋贵收敛钱财的"前线"。
门房得到的钱，会被王府的人瓜分，王公本人会得到最大的一份"，而"闹得沸沸扬扬的以皇族载涛和载洵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件，在喧嚣的背后是一场大规模的贿赂游戏，考察只是表面文章，吃喝玩乐、借机收钱才是考察的实质内容。他们回来以后，却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世界各个强国的陆军和海军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在外交上，清政府惯用的辞令就是择吉日相见，表示歉意等等，让西方使节忍无可忍。
书中还有一些细节也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如天津警政长官把献祭资金存为教育基金，留学生成为晚清政府精英或革命领军人物，慈禧嘱咐赴美考察团关注美国女子教育，八旗子弟中学用的竟是美国教科书，晚清司法程序和刑法的改革细节等等。
评论家雷颐提到书中的一个细节让他感慨良多，布朗写他在青州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街面上有一个女人在不停地扭动，我想走上前去帮忙。周围的人急忙警告我，制止我的行为，如果我没经要求就去碰她，与这个女人相关的人会抓住我，要我为她的死亡负责，很可能会要求巨额赔偿。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往往见死不救，因为他们怕被人讹诈。他们一旦出手救人，一群或真或假的亲戚会立即扯住他，嚷着要赔偿，接下来的代价更高，也许一个贪婪的地方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笔，救人的人只有掏出足够多的钱贿赂才可以免罪。另外，我猜想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很迷信，中国人常常远离受难者，因为他们害怕死者的"霉运"跟着他们。
因此，中国人出于自保意识，任由贫病之人死在街头，任由落水的儿童溺死河中，哪怕距离几尺远的船也不会过来搭救。也许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贫穷，他们自己也活在苦难之中，他们见过太多的苦难，体验过太多的苦难，对苦难已经麻木不仁了。"当然，布朗博士在讲到当时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时候，也写了很多很正面或者说很阳光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方面。
比如乘车问路时很讲礼貌，比如在当时的南京明孝陵里，政府张贴了九种语言的外文文字来提醒外国人不许在古迹上乱刻乱花，但是却没有中文的提示，可见当时中国人没有这样的陋习。
近代史专家金以林先生觉得这本书里最让他震撼的就是布朗呈现出的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当时要求社会变革的参与人群不同，所持变革的方式、方法各异，书中都分别给以了表现，写出了晚清时期仁人志士、包括皇室及慈禧太后本人在内所做的所有努力，而这些最终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袁世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布朗博士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了袁世凯和孙中山，而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写袁世凯。布朗博士曾在1901年与袁世凯相识于山东省济南府，曾进行过一次有趣的长谈。他笔下的袁世凯与我们传统认识中的袁世凯有很大不同，比如他26岁即监控朝鲜内政外交，在山东任职期间希以一己之力教化治下3800万民众，他兴学、强军、推进改革，得到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高度赞许，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斡旋于满清贵族与革命派领袖之间平衡大局等等。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评论家汪守德先生说："我们过去有个习惯，就是凡是在历史上起到过比较消极作用的这样一种人，可能在作品里也好著作里也好，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就是看不到这样的人物，在历史特定的一个段落里，他的真实作用或真实信仰，我们总是丑化历史，有歪曲成分。当着历史学家的面这样说肯定是很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像袁世凯这个人物在当时能够呼风唤雨，他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他一定有他的个人魅力，当然历史评价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怎样理解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样一种历史人物的作用？我看这个作品，我不完全认为袁世凯一定就是它写的那个样子，但它起码写到了袁世凯没有一下子把清廷弄到那样一种位置上去，他的考量可能是作者自己的揣测，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起码我是信服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更有客观原因，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
也许历史的本真面目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呈现，但布朗博士的著作至少让今天的读者多了一种看历史、看世界的机会与角度。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在人们过去的印象和理解中，描述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传教士常用这样的语言：他们都懂一点中文，熟悉一些情况，是当时西方的中国通，因此除了传教、办报以外，他们还以翻译、秘书、向导等等身份，积极参与了一些刺探情报、军事行动等一些直接的侵华活动。而布朗博士的这本书则以大量的史料、大量的数据来证明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比较有益的作用。我们能不能以比较客观的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高贵武先生指出："布朗博士的这本书为我们包括新闻史学者更客观、更真实地认识西方传教士在华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为什么传教士曾经被妖魔化？
布朗博士作出了一番解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这些长远规划在中国官员们看来是怀有政治目的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迎合法国的政治野心的做法，加深了清政府官员们的这种疑虑；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们也用同样的手段向新教传教士们施加压力，他们有时还采用金钱手段影响新教传教士们。中国的官员们基本上都不懂得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的区别。他们很简单地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都在做着一样的工作；一旦传教士卷入司法纠纷，中国官员往上报告的时候也不会写明白是哪个教派的传教士触犯了法律。因此，新教传教士不得不背负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同样的恶名。"
布朗博士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是传授现代知识的启蒙老师"，"教会学校为中国的少年和青年带来了现代的科学知识，设施先进的医院让中国人认识到了现代医学的效力，归属教会的出版社和印刷厂为中国出版和印刷了数目可观的启蒙性的书籍和报刊"。 他用大量的史实和数据来呈现新教传教士的在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布朗还用事实指出了传教士对于改进中国社会及习俗所起到的作用。"1906年，1200名传教士向清政府和平请愿并取得胜利，直接促使了帝国在1906年9月，1907年5月、6月和1908年3月颁布一系列的禁烟诏令。"此外，反对妇女裹脚的运动也由传教士发起，"他们努力促使成为基督徒的妇女不再为她们的女儿裹脚，并且让她们自己也不再裹脚。很多教会学校都不收裹脚的学生"。"
布朗还讲到一个细节，李提摩太博士于1911年出席了一个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会议上一个清朝官员说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官员说：‘我到乡下见到一座漂亮的学堂，我问老百姓，学堂是谁建的？老百姓都说是基督教传教士建的。我又看到了一家人满为患的医院，我问老百姓，谁建的？老百姓告诉我，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建的。后来，我见到了一张饥荒赈济委员会的名单，我发现，名单上面负责筹集救济款和分发救济品这样最艰难繁杂的工作的打头的都是基督教的传教士。'"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传教士们在南北阵营的对峙中能够扮演中立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所以很多先前反对传教士或者对传教士不予理会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借重传教士的居间效应。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官员，甚至是一些军官都会乞求传教士保护他们的家人。布朗博士在书中写到了这样的细节："在阳江，军队总指挥将他的妻儿送给传教士保护，第二天早上，警察局长跑来请求传教士保护他的县长和他的家人。
很多传教士的居所都反复上演着这样的场景。在北京，骄傲的满族勋贵，几个月前还要取消传教士所有的特权，现在却乞求传教士打开大门接纳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众多的妇女和儿童让很多传教点人满为患。随着战局的变化，要么是大批的保皇党人，要么是大批的革命党人跑到教堂里来寻求庇护，他们躲进教堂，生命就安全了。所有打仗的地方，无论是汉口还是南京，双方军队的伤员几乎都由基督徒组成的红十字会收治，传教士当中的医生和护士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南京即将展开决战之时，则是由传教士出面，将双方的将领邀集在一起，商量停火的条款。"
布朗博士的敏锐洞见
不可否认，布朗博士的《辛亥革命》呈现出的历史人物更加丰富了，历史细节更加多样了。当他笔下的100年前的历史向我们走来，我们可能会觉得更加新颖，或者说，可能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他对于历史的解读与评价同样值得我们去品评。
杨天石先生认为："布朗给了辛亥革命，给了中国的政治转型，给了共和制度的确立，包括孙中山，给了一个非常崇高但是也非常准确的评价。"
首先，布朗博士的《辛亥革命》体现出的1912年一个传教士的价值观或者说是非观，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正确的。如，书中讲到在那个风雨飘摇的1911年，清政府居然敢于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结果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是和四国银行团包括美国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西方政府，包括我们美国政府，都在公开教唆清朝中央政府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
此外，过去许多著作特别是西方著作，都在批判指责义和团盲目排外、抢劫和屠杀外国人，但布朗博士却能在100年前比较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时，更多地去谴责八国联军的暴行："你们都只记得义和团的暴行，但是那些打着文明的幌子的八国联军，他们的行为更加卑鄙，更加丑恶。"
布朗博士对孙中山品质的歌颂、对他毅然让出总统权位的行为，给了高度的肯定："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正是有着很多像孙先生这样道德崇高的人，新中国才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中国理应获得全世界的尊敬。"杨天石先生认为："这些评价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布朗博士对孙中山能有如此认识，难能可贵。"
杨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过去总是批判辛亥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不彻底性，而布朗博士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意义的认识，也非常高非常精辟：‘中国人一跃而成为共和制政府治下的公民，中国转型的幅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无法比拟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杨天石先生说读到这里，"我很佩服布朗的眼光"。
布朗博士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如"以儒家伦理作为整体社会规则的中国，能建起富有特色的民主政体吗？"同时，他也作出好几个预言，中国会崛起，会变得伟大，甚至是会让人感到可怕。当时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在那个年代，布朗博士能敏锐地看到这些，足以体现他的洞见力。
我们无法苛求一个外国传教士在100年前写的这本《辛亥革命》完美无憾，当这本书本身也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客观、更开放、更公正、更理性的方式去审视和解读这本著作以及这本著作本身呈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形态，也许，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坦然地面对历史，怎样正确地评价历史，怎样有益地借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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