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日前读到全弟兄《八旬老翁制作“三黄鸡”》一文，妙趣横生，勾起了我对于小绍兴的一点回忆。“小绍兴”还在，“回忆”从何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的“小绍兴”，风头之健，已经不比当初。白头宫女说玄宗，无聊也好，无奈也罢，总是对过去了的事物有一种感情上的寄托；或许还要升华为对血脉遗存者的期望。
我对于“小绍兴”的前身今世不很清楚，知道胡说八道的很多。按《上海的吃·小绍兴酒家》（陈贤德、陈祝义主编）一书的说法，20世纪40年代为避战乱而从绍兴逃到上海的章元定、章润牛父子，在大东新旅社（今云南路宁海东路口）门口摆了三块铺板、两只长凳、两只方盘，出摊供应鸡头、鸡脚等低档卤味，以后又经营白斩鸡、鸡粥、鸡鸭血汤。几年下来，居然有了积蓄。抗战胜利后，章氏父子将摊档转移到如意茶楼（今云南路61号）门口，规模有所扩大，置一块四尺余长三尺宽的台板，放几把长凳，顾客也可以坐下来就餐。由于做出了自己的特色，生意越来越好。当地居民喜称章润牛为“小绍兴”，久而久之，“小绍兴”三字就成了店名。
两位陈先生与“小绍兴”颇有渊源，想必经过店方的“终审”，应该是信史。
可是，如果仅仅拿着这些材料就想登陆“创业板”，难了。问题出在哪里？不会编故事呵。没有故事，就没有听众，就没有粉丝，就没有“投行”，就没有“冲头”可宰，也就没有“成长性”。而民间向来不缺少编故事的高手，其中的一个故事是这么编的——
当年常有地痞流氓和警察到“小绍兴”打秋风，白吃白拿。一天，两个警察吃饱喝足之后，又要顺手牵“鸡”。“小绍兴”无奈，只好照办。他从烧锅里取鸡时，一不小心把鸡掉在了地上，脏了，见边上刚好放着一桶井水，“小绍兴”顺手把鸡在井水里洗了一下，心想：让吃白食的警察吃了拉肚子，以后他们就不想来了。哪知警察吃后说这只鸡特别好吃，吃了还想吃。“小绍兴”感到十分意外，细细琢磨，悟到：大概与在井水里浸过有关吧。他如法炮制，果然皮脆肉嫩。从此，他的白斩鸡名声大噪。
故事虽然有点荒诞不经，不过“小绍兴”鸡最具技术含量的地方，倒是就在这里。当然，“小绍兴”用的鸡种、调料也是卖点。
我要补充全弟兄和《上海的吃》没有说到的是：一是所谓“小绍兴”的“小”，并非因为年龄小或长得浓缩，而是当年上海人对外来务工者的一种轻慢称呼，其中也不乏对他们格局较小的嘲弄。有没有叫小上海的呢？没有吧。至于变成一种含有亲切感的称呼，则是后来的事。二是“小绍兴”鸡与“三黄鸡”，既是同一概念又不是。按国家农业部权威典籍《中国家禽志》定义：三黄鸡的基本特征是自然放养、体型小、外貌“三黄”（毛黄、爪黄、喙黄）、产蛋量高、肉质鲜嫩等。其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北京和上海都有分布。“小绍兴”鸡，只是取自于上海浦东的三黄鸡。如果哪天“小绍兴”鸡不是来自浦东而是其他地方，就不能算正宗。
“小绍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记得那个时候，受社会舆论煽动，我带了女朋友专诚到云南路“小绍兴”吃鸡，孰料一到那里便被吓坏：队排得太长了，不花两个小时恐怕难以轮到。远道而来，总不能无功而返吧，于是瞄上了隔壁的“小浦东”（也卖白斩鸡），令人沮丧的是，照样人满为患。最后只能到延安路西藏路口的一家生煎馒头店混了一顿。
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一件趣事。曾经一段时期，风传吃鸡头最易生癌，于是，“小绍兴”里的鸡头便堆了起来。有个老吃客排队排在很靠后，也许等候太久了，馋虫都爬出来了，听说买鸡头可以不排队，便一路嚷着“只买鸡头不买鸡块”地插到了最前面。大家都劝他不要买，吃了要生癌。他一点也不领情，倔强地说：“格末让我生癌好啦，让我一个人生好啦！”
一样好吃的东西，居然能让人舍生忘死，“小绍兴”做到了。
其时，政要、明星、作家、画家等，都成了“小绍兴”的拥趸；新的大楼也建了起来。
“小绍兴”对于上海最大的影响，不仅在于诱惑顾客到它各个分店去品尝，更在于市民由此掀起一股自制“三黄鸡”的热潮——烧一大锅开水，把光鸡放到沸水里上下汆几分钟，然后开水龙头冲淋……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过这种“实验”。而检验到位与否的标准也简单，看看是否“肉已熟，血未尽”！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吃到“小绍兴”，已是振鼎鸡所向披靡的时候。其时的“小绍兴”已经没了明星相，吃鸡不用排队了。不过，我要凭良心地说句话：“小绍兴”的鸡，还是所有白斩鸡里最好吃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上海本地风味和商业部的“中国名菜”。现在，尽管你可能已经不太想得起它，但好东西并没有消失，需要我们重新发现，正如鸳梦需要重温才有味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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