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耿彦波（资料图）
他有很多绰号，有市民称许他为“耿菩萨”，也有人说他是“耿疯子”；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刺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庙”。网友整理了“老耿语录”，其中有一句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
大同市民热衷于谈论现任市长耿彦波的种种事迹：
这个市长，每天早上五六点，天才破亮，就从家里出门了，不带随从，一个人步行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质量。马路上的清洁工和路边的小摊主，经常是一天中最早见到市长的人。
他的早餐时常是路边摊买的一个烧饼，边吃边走。深夜一点，还有人看到他在工地上，煮方便面充饥。
无休止地检查工地，让他脚穿的那双皮鞋总是蒙着厚厚的尘土，一些市民说，“他那双鞋可比我的脏多了！”
工作没有完成，即使发高烧了他也不休息，用凉水洗把脸继续检查工地，开会。
双休日对他来说形同虚设。周末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独自私访，有时远至离市区十多公里的云冈石窟，那里正在打造云冈大景区。
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安坐，他的办公地点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随时开现场会，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长带着各部门几十号人马走在街头，已成了大同一景。大同人说，“如今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
他很严厉。大小干部挨他骂是常事，而且骂得狠。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还动手---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用矿泉水瓶往施工人员身上拍去；他能一把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如果质量不行，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他有很多绰号，有市民称许他为“耿菩萨”，也有人说他是“耿疯子”；而因为大规模拆迁和修建庙宇，他又被讽刺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庙”。
争议不绝。不过对于大同人来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敢作敢为的市长在大同历史上非常罕见，“史上最牛市长”之类的风评充斥坊间。
云冈风波
初冬的云冈石窟，北风萧索。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外的武周山南麓。由于景区改造，如今坐公交车只能停靠在距景区两三公里外的公路旁，还需花5块钱打个“摩的”方可抵达景区。
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地，一个对视觉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景观工程正在收尾，庞大、巍峨、复古的建筑群，不禁让本刊记者想起早年在课本上读过的关于古代宫殿的描写。
正在进行的是云冈大景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山堂水殿、一座北魏博物馆、一个雕塑群、一条商业街以及演艺中心、大型停车场和大面积的绿化带。
最宏伟的属“山堂水殿”，它是未来大景区的核心景点之一，其名来源于郦道元描写云冈石窟的句子，“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主建筑均为木结构，设计具有浓厚的北魏风貌。
既然是“水殿”，当然得有水。是的，按照原先设计，殿堂的下面将出现一个总面积8万平方米的人工湖。
此前，施工的这块地方，云冈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窑村等5个村落，世代守望着云冈石窟的大佛，也靠石窟获取部分生计。2001年云冈申遗成功之后，承诺要对周边环境进行整治、拆迁，但一直没有成功，直到耿彦波来到大同，搬迁才得以落实。
另一项准备工作是339省道的改线。339省道原先从大佛前经过，穿过上述5个村落，满载煤炭的车辆经过，风起，煤灰就落入石窟，大佛的脸色因此一天天“变黑”。2008年，这条省道实现了改线，由石窟前绕道至石窟后，改线长度6.8公里。
大景区建设工程于今年4月开工，按照耿彦波的要求，本应于9月份完工。不料却因为一篇报道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8月18日，《科技日报》一篇文章首次披露了云冈景区在建工程，随即引来国家文物局的调查。国家文物局调查组认为，云冈大景区建设项目中，人工湖、仿古商业一条街、窟前道路和广场等项目，均在云冈石窟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建设工程。
尤其是人工湖项目，成为调查组质疑的重点。“云冈石窟的岩体极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干湿交替，一吸收一蒸发，岩体就容易剥落。”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克忠认为，这么大面积的人工湖，而且离石窟这么近，造成整个小环境的改变，对石窟将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
87岁高龄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更直斥此项工程“简直是胡闹”。
工程很快被叫停。市长耿彦波随即赴北京做沟通解释工作，并协商整改意见。而在大同，一场群众自发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万人签名
耿彦波赴京之后，好几日没有消息。传言开始流布大同城。有人说，云冈石窟可能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除名；有人说在建的工程可能被全部拆除；还有人说，市长也许会被贬或调任。
一篇帖子---“支持市长，为大同正名，大型签名活动9月5日上午9点，红旗广场”在百度“耿彦波贴吧”出现，并很快传开。有人跟帖：“为耿市长的复职，游行签名大同人民都积极参加”。
65岁的退休工程师范培德从邻居那里听说签名一事，9月5日一早7点多就来到了红旗广场，发现已是人满为患，“挤都挤不进去。”
参加签名的，从白领到出租车司机、下岗职工，各色人等都有，“现场没见到一个政府的人，据我所知都是自发来的。”范培德说。
一位退休干部对本刊记者说，那天，甚至有从大同调走的退休老干部专门从附近的朔州骑自行车赶回来参加签名。
后来网民发在网上的图片显示，现场，有人拉横幅，有人买红布，有人拿笔。一条横幅写着：“百年一遇的好市长，老百姓的父母官，您辛苦了！”“为大同发展而劳苦奔走的人必将受到世人的敬仰与爱戴！有碍于大同发展的一些行径必将受到世人的唾弃与谴责！”
在红绸布上，群众的签字五花八门：“挺耿到底！”“you are the best！”“耿市长挺直腰杆！”还有一个写道：“耿爷爷，您是大同人民的好市长。”署名是“孟昕媛，10岁”。
是什么让老百姓来到红旗广场？范培德说，云冈工程的规划方案当时展览过，市民看过，很满意，“云冈环境大家都觉得不漂亮，需要美化。”工程开始后，范培德还自费去了两次云冈，“当时开工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建得不错。”
他说，那天下午下起了雨，签名还在继续。后来人群中有人开始议论，闹得太大了会不会起反作用？于是大家慢慢地散了。
没有人统计多少人参加了签名，这件事后来被笼统地称为“万人签名”。
有网民作《风流歌》一首力挺市长：有冷热不均的温度，就有风生；有高低不平的地表，就有水流。改革远不如想象的那样顺溜，带血的脚正受阻于荆棘和壕沟8943;8943;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
其实万人签名那天，耿彦波已回到大同。《大同日报》一位跑城建的记者说，那一段，耿彦波一边忙于研讨整改方案，一边继续奔波于各个建设现场，但考虑到社会影响，他的活动不再让媒体报道，于是才产生各种传言。
跟随市长采访的这位记者说，那天，耿彦波正在大同县、矿区等地就医药工业园区建设现场办公。一位骑车路过的市民看见他，把自行车丢在一边，冲上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说：“市长，您没事就好啊！我们一家人都支持您，刚去市里给您签了名。您一定要挺住呀！”说完，扶起自行车走了，边走还边回头，“市长，保重！”
仅仅打造云冈大景区，似不足以使耿彦波获得民众的如此力挺。事实上，自2008年初出任大同市长以来，不足两年时间，耿彦波让大同的面貌产生了一场“革命式”的变化，是这场“城建革命”点燃了大同人的激情。
从北京往西，火车穿越350公里就可来到大同，但因为没有动车，需要花6个小时。这座位于山西省东北角的城市总人口318万，从人口数量上讲是省内第二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同创造过夺目的辉煌。
大同因煤而兴，其煤炭储量718亿吨，位居全国产煤城市之首。“那个时候大同人牛啊！当时是国家定工资，大同是重化工城市，人们的收入要比上海、青岛那些轻纺工业城市高得多。”大同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对本刊记者说。
改革开放后，大同进一步开足马力生产煤炭。大同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1996年原煤产量曾达到8606万吨，几近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整个城市几乎就是一座超级煤矿！卖方市场把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云天。朱基时任上海市市长，亲自带领慰问团来到十里煤都，这是300万大同人至今还荣耀的事体。”
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13个全国较大的市，大同位列其中，与重庆、洛阳、无锡等比肩。
新中国成立60年，有“中华煤都”之称的大同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但奇怪的是，大同不仅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反而在持续后退。
“1989年以前大同在省内经济总量都在第二位，90年代初开始滑落，90年代后期下滑速度更快。”侯同生说，如今，即使在山西境内，11个地级市排名中，大同也滑到了第六位。究其原因，是国家长期未放开煤炭价格，大同以计划经济的价格输出煤炭，却以市场经济的价格输入轻工业品，而作为国家的重要煤炭基地，向全国输送煤炭又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
90年代后期，煤炭价格放开，“小煤窑大量冒出来，肥了一批煤老板，但是由于政策漏洞，有一段时间小煤矿甚至不用向政府缴税，政府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收益。”侯同生说。
“当然，大同自身的发展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侯同生说，八九十年代大同的思路就是“有水快流，挖出来就卖”，尽管后来提过“二次创业”、“重塑辉煌”的口号，但是雷声大雨点小，仍然没有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积重难返。
“如今大同的煤炭储量虽然仍很大，但是最优质的侏罗纪煤已经接近枯竭。如此同时，大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停滞不前，可以说百废待兴。”侯同生感叹说，“成也是煤，败也是煤”。
大同百姓还有另一句话---“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
“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耿彦波面对的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弃了的城市。
据称，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路过大同，评价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另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领导则说大同像个农村，批评“当地领导人都在干什么”。
当地人形容大同城市形象时，调侃说：“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据知情者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省委决定把“最能干事”的耿彦波放到大同。
耿彦波的机遇在于，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此前已经提出“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思路。“正好耿市长来了，他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实践了这一思路。”大同市发改委副主任聂存贵告诉本刊记者。
很快，耿彦波就把大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到处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楼房，到处是高耸的塔式起重机和脚手架。
在与国家文物局的沟通中，耿彦波没有多做退让，他并不认为工程的设计有大问题。他争辩说，人工湖在东南面，石窟在西北，中间相隔100多米。“这里一年到头都是西北风，我说你怎么计算，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水吹到石窟那里？”
与国家文物局的争执还涉及另一个项目---市区的华严寺改造。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古代华严寺是一个壮观的建筑群，但如今只剩大雄宝殿，耿彦波要重建过去的整个建筑群。“他们让我把后来复建的拆除，我说拆了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你免了我，第二是我跳了楼！”
不过，最终工程方案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据本刊记者调查，云冈景区的人工湖目前已停建，而华严寺最后规模如何，尚在研究之中。
“国家文物局没有错，我们也没有大问题，我们有错误，是没有事先向他们申报。”耿彦波说，文物局专家“很不错，后来都成了朋友”。
大同一位官员私下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了还开不了工。就像我们旁边朔州的应县木塔，眼看越来越倾斜，但论证了十年就是没定下保护方案。”
这是耿彦波所无法忍受的。时间，是他最稀缺的东西。
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
这位被大同市民口耳相传的市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10月29日上午11点，在大同云冈国际酒店一楼的会议室，耿彦波如约出现在本刊记者面前。一双鞋满是灰土，跟他一起前来的几位干部也同样如此。他们刚刚从一个工地回来。
眼前的耿彦波，高瘦，肤色黝黑，面相斯文，说话轻柔内敛，以至于不能让人将他与他所做的事情联系起来。
“我在与时间赛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51岁，有限的工作时间就是八九年。”他说，“我感觉，我一生的价值在于事功，来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机会，也是我个人的机会，我觉得人生有幸。所以我着急。当然我不能把自己消灭，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挑战极限。”
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算过，他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
打造一个新大同的宏大构想让他无心睡眠，在这个构想中，云冈景区改造和华严寺复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面崭新的古城墙正在矗立起来。这面城墙位于古城城东，高14米，下宽18米，上宽14米，望楼12座、控军台两座、角楼两座，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一字排开，绵延1800米，蔚为壮观。
大同战略地位显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首都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女真灭辽，蒙古灭金，均先下大同。历史上有29位皇帝来大同征讨巡边，刘邦困于匈奴的白登之战，明英宗被俘的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
明代，大同为九边重镇之首，设13卫所，823堡塞，307座墩台，兵力13万，战马5万匹，号称“大同士马甲天下”。大将徐达率军民在历代土城的基础上进行“增筑”，土城墙变为砖墙，并形成了格局完善、固若金汤的大同城。
清代，多尔衮攻大同，围攻九个月未遂，最后因城内粮尽矢绝，清军才得以进城。恼羞成怒之下，多尔衮下令“斩城”---将大同城墙削低五尺。
解放后，大同包括城墙在内的古建历经破坏，砖墙和城楼都已经不在。不过，砖墙里边的土墙还大体保留着。今天，漫游于大同城的南边、西边和北边，这些土墙仍然清晰可见，墙上到处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弹孔，不少地段被现代建筑包围，甚至有的房子就建在土墙之上。
这些土墙很特殊。古城修复指挥部总指挥王春生说：“北魏的在最里边，然后是唐辽金，最后是明清，层层叠加起来，极富历史感。”
耿彦波初到大同，登上土墙，没想到竟还有那么多的遗存---70%左右保留着。他决心把它恢复起来。
王春生说，城墙的修建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做到“原工艺、原形制、原材料、原风貌”，他们找到了1907年一位法国探险家的老照片作为蓝本，并请了过去烧砖窑的老艺人，手工烧制城砖。
耿彦波设想，用三四年时间，把四面城墙全部恢复起来，每面1800米，总计7.2公里长。城墙外宽10米的护城河也将重现。
尘土飞扬，几十部比城楼还高的塔式起重机沿着城墙一字排开，崭新的城楼露出其古朴的面容，静静地矗立在暮霭中。
回到明朝
这依然不是耿彦波构想的全部。
在他所称的“名城复兴工程”中，古代文物的修复是另一个重点，需要修复的有代王府、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帝君庙、法华寺、关帝庙等等。
这些文物增加着耿彦波的自豪---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九龙壁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建筑年代最早的一座龙壁，善化寺是全国现存辽、金时期寺院中布局最完整的一座，此三者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同城内能够点出来的重量级文物有十几个，其他古城很难比拟。”他说。
他要修复的不仅仅是单体建筑遗存，还要恢复当年的整个建筑群---其中的许多部分早已烟消云散，这也是国家文物局质疑的焦点。耿彦波的解释是：“外国的建筑以单体的雄伟取胜，中国古建筑靠群体取胜，靠无限的视觉空间来体现传统的美。故宫如果就留下个太和殿还叫故宫吗？”
华严寺工地上，消逝多年的古代建筑已经一座座破土而出。而耿彦波构想比这更宏大---老城内的所有现代建筑都将搬迁出去，以图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大同泽披于“三代京华”：自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大同，直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止，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时称“平城”。辽金两代，设西京大同府，为陪都之意。
北魏在大同设置里坊格局，此后一直传承相继。1996年3月的两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就保护北京传统民居发言：北京完整的棋盘格局，只有西安、大同等城市可以相比。
耿彦波说，大同城市的母体---里坊格局结构保存完好，留下来的四合院超过建筑物的二分之一。
他要完整地恢复传统里坊格局和四合院。“北魏的平城气象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可以重回明朝。”耿彦波这样思谋着古城修复后的效果。
而大同古城，也还不是耿彦波构想的全部。他理想中的新大同，是“一轴双城”的格局---以东城墙外的御河为界，西边是旧城，东边是新城，旧的复旧，新的更新。
“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过去为什么总有矛盾？你把发展跟保护放在一起肯定产生矛盾，为什么不分开，非要跟自己过不去呢？”耿彦波说。
旧城内，街道的名字也俱恢复古风：原来的雁同东、西路及延伸段，拟合并定名为平城街；古城城墙内的东、西、南、北街名，拟分别恢复为和阳街、清远街、永泰街、武定街；208国道市区段改为白登路8943;8943;
连路灯也被全部更换，以求与古风相配---在一些道路上，簇新的宫灯已开始照亮大同的夜晚。
而在新区，声势浩大的修路、绿化正在进行，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大剧院、图书馆等一大批建筑，正以梦幻般的速度集体破壳而出。
耿彦波速度
不到两年时间，耿彦波给大同带来的变化已全面显现。
大同市城建办主任刘发明介绍，2008年大同修路8条，长33公里，今年修路将达43条，总长度110公里。
“过去三年修一条路，现在一年修几十条路。”一位出租车司机说，“而且耿市长修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路是头一年修好了来年就得重修，叫‘拉链马路’。现在的路，你看那质量，没得说！”
绿化，2007年以前，一年绿化面积八九十万平米，耿彦波一来，2008年，完成绿化280万平方米。
他的绿化思路也很特别。大同市园林局的一位干部说，他舍得在绿化上花大价钱，“有时候把几栋楼拆了，很贵的地皮，完全用来搞绿化。以前种树很保守，能活、是绿色就行，树种单一，就是个油松。但是耿市长要求从外地大批引进名贵的树种，要求引进彩叶树，丁香、榆叶梅、五角枫、山桃等，七八十个品种，以后4月到7月都能做到色彩缤纷。”
耿彦波连种树也深得民心。退休工程师范培德说：“以前年年种树不见树，但耿市长种树就是能活。”耿彦波的办法是公开招标，种树款不一次付清，三年后树真正活了才最终付清。
拆迁安置则更见力度。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材料显示，仅市内最核心的城区一个区，2008年共拆迁2352户，32万平米；2009年涉拆迁户总数6163户，面积82万平米。
大拆的同时是大建。根据规划，2008年至2010年，3年时间，大同要投资132亿元，新建保障性住房800万平方米，共16万套。如今坐出租车往大同郊外走，东南西北到处都是起重机和脚手架，一座座新楼盘正在长高。
变化还不止这些。从规划到施工，耿彦波全部要求全国乃至世界顶级的单位通过公开招标参与，很少用本地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就阻断了官商勾结的渠道。”
除了城建，其他方面也有新风。自耿彦波来大同，近两年来全市只批了一个事业编制，引进了一名研究生。“以前进事业单位很随意，名额背后牵扯着关系和利益。为这个，耿市长也得罪了一些人。”上述那位官员说。
“耿彦波速度”，在大同已经成为“刘翔速度”的同义词。
争议耿彦波
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在改造大同的同时，耿彦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他的现场办公模式博得不少市民的好感，市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直接向市长反映问题。10月29日这天下午，耿彦波率城建、国土、规划、拆迁办等各部门几十位干部，在大同火车站附近检查道路，市民纷纷围拢追随，整个队伍达百人之众。
记者在现场见到，一位市民挤进人群，拉住市长的手，带他去看某两栋楼之间的一个卫生死角。耿彦波当场拍板：“这地方改做绿化。”另一位市民向他反映某工地施工太靠近居民楼，耿彦波同样当场拍板：“工地后退两米。”
耿彦波检查得很细，一个井盖都不放过：“这个井盖怎么放不平，有问题找厂家换啊！”
队伍所到之处，市民纷纷变为“街头拍客”，拿出相机或手机来拍摄市长，然后拿给旁边的人看，“看我拍的耿市长”。还有的年轻人向市长索要签名，说“您是我的偶像”。也有的市民专门挤进队伍，只为说一句话：“市长一定保重身体！”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说他好，与称赞声同在的是骂声。就在10月29日这天，本刊记者亲见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市民高喊：“有什么了不起，更大的官我也见过。为什么把我家搬到城外去？”
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骂他的多是因为拆迁。耿彦波对于拆迁的进度要求极严。还是在10月29日这天，他沉着脸快步走进大同火车站附近一家按规划要拆除的中国工商银行，随即拿出手机拨给另一个负责官员：“这么久怎么还没拆，说7天，现在都一个月了。”电话那头解释着什么，耿彦波不容对方多作分辩，“不跟你说了，你的效率呢？”随即挂了电话。
网友整理了“老耿语录”，其中有一句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对于如何对待“钉子户”，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我不承认‘钉子户’的说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我坚持阳光拆迁，不管权贵还是平民一致对待，我想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是有水平、有觉悟的。”
但是钉子户依然存在。在限时拆迁的高压下，执行者的过激行为未能避免。“有时候拆迁人员齐上，一边把人拖出来，一边就拆开了。”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
大同一位企业老总也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楼被强拆的时候，还有员工在办公，“很危险”。
在大同采访，拆迁部门并没有回避“强拆”的字眼。城区拆迁总指挥部办公室提供给本刊的材料中写道：“凡是列入规划拆迁范围的，必须拆迁，这是原则性。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这份材料以大西街1号为例：在长达近10个月的时间里，召开座谈会10余次，上门做工作260余次，但仍有23户态度强硬，不肯搬迁。最后区政府实行了强拆。“今年以来，我们共强拆36处，拆除面积3914平米。”
另有人批评耿彦波拆迁太随意，“耿一指”、“耿指倒”的外号由此而来。一位市民对本刊记者说：“棚户区拆了大家都拥护，可是一些年头挺短的楼也拆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安置和补偿不到位或不及时，为耿彦波增添了另外一部分骂声。
根据安置方案，房屋拆一平米换一平米，如果想增加面积，政府以补贴价优惠保障到45平米；以成本价安置到60平米；超过60平米还要求增加面积的，可增加20平米安置，增加部分按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结算；若再要求增加，则按市场价结算。
但是一些拆迁户仍然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方案不给地段补偿，不给装潢补偿，不区分原住房层次和朝向。”一位拆迁户说。
这部分人中尤以商户反弹最为激烈。从城内繁华地带搬到城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市场的萧条，因此商户堵路阻止拆迁的场面时有发生。
由于安置房不可能一时完工，所以，“先拆迁后安置”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方式引起了另一重困难---拆迁户只能暂时租房居住。尽管政府给予一定的租房补贴，但是仍造成了拆迁户的不便。“搞建设大家都支持，可是楼都没盖好，房子就哗啦啦全给拆了，你说耿市长是不是太急了点？”一位拆迁户反问本刊记者。
阵痛
还有很多人也在感受着“城建革命”带来的阵痛。
作为城市改造准备工作的一部分，2008年3月3日，耿彦波到任不久，大同市政府发出了《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紧急通告》，自即日起对全市在建项目进行执法大检查，严肃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一声令下，大同市区所有在建项目全部停工接受审查---手续不全的补办手续，需要罚款的罚款，需要补交土地出让金的补交出让金。
“公家人”也未能幸免。本刊记者在大同采访期间，市委新闻中心正在搬家。新闻中心副主任白玉龙告诉本刊记者，这已经是他们单位第三次搬家了。
之所以频繁搬家，是为了节省经费。“国家严控楼堂馆所建设，办公场地不够，我们先是租，耿市长觉得租金太贵，所以现在把一些单位进行合并。大同一中搬到大同大学，会校、商校合并到大同一中，而我们搬到商校。”白玉龙说。
另一位官员透露，为了减少开支，耿彦波要求一切从简，“饭桌上如果出现太好的菜，他都要批评。”政府各机关开支都被压缩，连在机关开车的司机也不得不作贡献。“外出的油费我已经垫付了5000块，还有垫付一万多的，一直报不了。”
国有企业是另外一个利益受损群体。大同国旅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企业国有股份占60%，其余40%为员工持股，拆迁前，大同国旅的房产评估了350多万元，但拆迁一年多了，仍没有拿到补偿款。
如今，大同国旅在大同宾馆租房，“租金，加上取暖、水电气费用，一年得30多万。旅游市场这几年不景气，企业去年已经亏损了，今年亏损将更大。”
最近，大同国旅又增加了另一项重负，为了彻底改造市容，政府要求街道沿街建筑进行外立面装修。不巧，大同国旅所租的这处占地1000多平米的房产是一栋临街的二层独栋建筑，于是也被要求装修，“设计图已经给我们了，算下来得100万。”这位负责人说，“搞城建，把大同搞漂亮了，大家都很支持，但希望补偿做得更好点，毕竟员工要吃饭。”
“今年给员工发工资还不成问题，明年就不好说了。”他只好告诉相关部门，“我没有钱搞这个装修。”
钱从哪里来
如此浩大的城建工程，带来的还有疑惑。在东城墙脚下，一位市民问本刊记者：“你说耿市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投入之巨令人咋舌---云冈大景区建设，总投资达17亿元；东城墙耗资1.5亿元，四面城墙全面恢复，投资将在10亿元左右；修路一项，去年投资15亿元，今年将达50亿元；绿化，去年总投资3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三年要投资132亿元。
一部分钱来自贷款。大同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仅他们一家就贷给政府13亿用于修路。
另一部分钱则来自土地经营。“原来大同国土收入才两三个亿，今年能达到30个亿。”耿彦波说。
盘活土地是耿彦波经营城市的关键。
“过去政府想卖地，但手上无地可卖。”大同市国土局局长潘志中告诉本刊记者，其原因一是部门之间扯皮，“比如，规划局不给你出这块地的相关手续，你就很难办。”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城市规划，不清楚哪些土地是可以收回的。
耿彦波破解了这些难题。“他把规划、土地、房管、城建都抓在手心里面，有人说他自己代替了这4个局长，实际上他是把各个部门的工作机能都揉在他自己手中，做到了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彼此不至于发生摩擦。”
“同时他请国内外最好的规划设计单位对大同做了一次重新规划，什么地方该拆，什么地方该做什么，他都胸有成竹。”潘志中说，耿市长还将国土局下的土地储备中心由一个正科级单位升格为正处级，并要求所有的土地都归拢到土地储备中心。
该中心张主任告诉本刊记者，今年以来中心共收储了8000亩土地，目前出让2800亩，成交了26.6亿，到年底达到市长说的30亿不成问题。
这些土地从哪里来？“大部分是国有存量土地，”他说，大同不少国有企业停产多年，“耿市长加大了这些企业的破产力度。”
拿到土地后，耿彦波对土地价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房地产开发每亩不低于200万，商业用地每亩不低于300万，这比2006、2007年提高了80%左右”。
而在御东新区，耿彦波是首先对土地进行基础性建设---修路、绿化、铺设水电气管道，然后再卖。“御东新区总共42平方公里（合6.3万亩），其中大约1.5万亩到2万亩可以做商业性开发，按1.5万亩、每亩100万元计算，也有150亿元收入。而前期投入一平方公里不到2亿元，就按整个御东新区来算成本也不超过100亿元。”张主任说。
这种土地经营模式也引起一些担心---土地升值后，开发商拿地成本增加，是否会将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导致房价升高？如今，大同人已经察觉，这两年，大同房价明显上升，“最好的楼盘单价已经超过5000元，2007年以前也就4000元左右。”一位当地记者说。
对此，耿彦波说，从城市发展的大规律来说，从低级城市向高级城市发展，房价升值是趋势，我们应该尊重这个规律。第二，地价不是决定房价的唯一因素，它受价格规律的支配。第三，政府会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保证低收入群体安居乐业。
瞄准300万游客
耿彦波不得不认真考虑的另一个更大的质疑是：如此大的投入，最终能不能带来足够的回报？大同以旅游文化立市是否站得住？
“旅游是一项投入大而产出慢的产业。至于修建城墙门楼，游客不远百里千里万里来大同，不是来看大同‘古城’这个人造假古董来的。要看城墙，他们不会去西安或者平遥吗，来大同做什么？”一位大同本地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
但是耿彦波对此信心颇足。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大同排名第三，位列北京、承德之后。只是在“一煤独大”的格局下，大同旅游未进行很好的开发，有人调侃：“南方人把传说变成了现实，大同人却把真实的历史文化遗产变成了传说。”
“中国最好的古建筑在山西，大同城内就有三处国宝级单位，复原后的古城墙也是独一无二。未来的旅游人数，我瞄准300万的目标，以100元门票算，一年是三亿元。而门票只是旅游产业很小的一部分，标准测算只占到旅游城市整体收入的5%，加上餐饮、购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产业有多大。”
“我不相信我们的大院文化敌不过周庄，我们富了600年，周庄不过是背靠上海这个大都市。北京的恭王府只有90多亩，我们一个代王府（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府邸）占地300多亩，门就八九道呢！”
给耿彦波如此信心的一个外在条件是，2012年，北京至大同的动车将开通，届时，往返两地，耗时将由现在的五六个小时缩短为一小时。他相信大同将成为北京的“后花园”。
有人担心巨额投资将给大同留下一屁股债务，“现在大同是寅吃卯粮，事情是耿市长做的，他有责任解决而且他也会想办法，但是他万一走了怎么办？留下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特别是拆迁安置，闹不好引起社会不稳定。”一位官员私下对本刊记者说。
他点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荣耀感
耿彦波的一颦一笑，牵动着这个城市的神经。
现场办公，大部分时间，耿彦波不苟言笑，随员们注意力都保持高度集中，因为他随时会点到你，或询问，或批评。偶尔他被某件事情逗乐，“呵呵”一笑，周围的干部也立即舒了一口气。
对市民而言，他们则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对市长的亲近感。不少市民都能脱口而出耿彦波的一些“名言”：“少谋人，多谋事”，“多留遗产、少留遗憾”，“事无巨细、事不过夜、事必躬亲”等等。
在东城墙脚下，每天傍晚四五点，都会聚集数以百计的市民，有的就住在附近，有的专门骑自行车从较远的地方赶来，看一看城墙的进度。大家围在一起，晒着夕阳，议论城墙。
“听说城墙上以后要开小汽车。”“不是，是旅游观光车。”“昨天起大梁，放炮了，你听见了吗？”“以后我们卖卖冰水也能挣不少钱吧，你看北京夏天卖冰水的老太太，一箱水一会就卖光了。”
10月26日，本刊记者在东城墙下随机采访，随即被市民“包围”。对于耿彦波，每个人都有话要说。一阵混乱之后，退休工程师范培德被推举出来做“发言人”。“像这样家喻户晓的市长我活这么大没见过，幼儿园孩子和八九十岁老太太都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95%的市民是支持耿市长的。”他说，“现在大同人最担心两件事，一是耿市长身体累垮了，二是耿市长被调走了。”
一位长期采访大同的省城记者对本刊记者如此评价耿彦波现象：“他点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荣耀感。”
如果有人说城墙是假古董，周围的人立刻会跟你急：“哪件文物不是经过历代整修的？”
“大同几十年没变过了，老百姓盼变啊！你看，天黑了，城墙下的人还不愿意走，这是一种情结。”范培德说。
耿市长前传
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耿彦波，年轻时能全篇背诵《论语》。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
在出任大同市长之前，耿彦波的仕途就早已与争议声相伴。
51岁的耿彦波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一户农家。他自述说，家谱往上数多少代都是农民，因此从小觉得做官如果做到县长，就已经很大了。
不料命运惠顾，1993年，37岁的耿彦波当上了灵石县委副书记，“在全省属第二年轻”。两年后，他当选为灵石县长，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
他当了“大官”做的第一件大事，至今仍让灵石县获益---灵石有一座晋商大院，位于城东12公里处的静升镇，总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大院一直由王氏后人及灵石的其他普通百姓居住着。
耿彦波将大院进行了修缮开发。很快，1999 年，大院被评为“山西省十大著名优秀旅游景区”和“省级文明景区（点）”，后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这就是如今声名大噪的王家大院，“五岳归来不看山，王家归来不看院”是它广为人知的金字招牌。
但是，耿彦波在灵石收获的并不都是掌声。在开发王家大院的同时，他也对灵石老城进行了拆迁改造，这引起了一些被拆迁户的反弹。
耿彦波回忆起当年的场面：几千人跟我辩论，拖家带口全来了，围着不能走，说怪话的多得很。我说你们要尊重人，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跟你对话，我当县长是民意产生的，你讽刺挖苦我就是对灵石人民的挑战。
“他们被镇住了。但是，随后他们就开始上访，国务院都去了好几次。一份中央信访信息上写着：灵石县长恭敬波，为了个人政绩大搞城市建设。”耿彦波说，这封把他名字写错的信后来批到了省里。
“还有给我寄子弹的，用报纸包着，上面写‘送魔鬼见阎王’。还有其他一些诽谤的传单，我至今都留着呢。”
修路不打大家的主意
更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2000年3月，耿彦波被任命为晋中市榆次市委书记（随后榆次改为区，耿任区委书记）。上任第二天，一大早，灵石一位干部给他打电话说：“天石新城前面给你放着三个花圈。”
耿彦波一惊，赶紧吩咐不要声张，“这总不是个体面的事，捂住算了，但还是传得社会上流言蜚语。”
在榆次，耿彦波初显城市改造的大手笔：2000年，4公里长的顺城街拆迁拓宽改造工程，仅用了6个月时间；2001年，拓宽改造了迎宾路，修复了常家庄园；2002年，工业园区建设启动，榆太路改造完毕，区委大楼投入使用，东阳小城镇建设全面竣工；2003年，拓宽改造和新建了花园路、俞家街、锦纶南路、南内环路，榆次文化中心、文化广场、榆次二中、榆次老城相继剪彩。
如此大刀阔斧的拆迁和改建，在平静的榆次一石激起千层浪。耿彦波在灵石的“恶名”传到了榆次，榆次百姓说：“耿彦波就好干这个事，这样才能搜刮钱财啊。”社会上开始传言干部和百姓要集资。
当时的榆次基本处于吃财政饭状态，耿彦波回忆，他到任第二天去机关办公，看到机关食堂在放鞭炮，一问才知道是在办婚宴---机关食堂以办酒宴挣钱，可见财政穷到什么程度。
本打算“低调点”的耿彦波，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来做些解释，他做了一次讲话。“我说现在榆次穷，穷是因为没有发展。小发展是小问题，大发展没问题，不发展是大问题。苟且偷生有未来吗？等能等来美好的未来？穷，就必须变，必须发展。”
他说，城市道路是公共产品，我不会打大家一分钱的主意，“大家就开始想，修路不打大家主意，这很少见，就拥护了。”
但是钱从哪里来？耿彦波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榆太路的拓宽改造，投资8000万元，全部通过开发商筹集资金。具体而言，新路设计路面宽60米，但拆迁时实际为80米，两边各空出10米建商铺。这样一来，榆太路两边就配套有3万平方米的商铺，以每平米4000元的价格出售，回笼资金1.2亿元。
与王家大院并称“晋中双宝”的常家庄园，当年政府先行垫资100多万元开发后，再由山西电力投入5000万元，买断独家经营权后继续开发，现在每年有上千万元的营业收入。
谢谢您，彦波
榆次的干部和市民开始发现这个书记有所不同：他经常清早5点多就来到工地，半夜才回家；他不按常规行事，喜欢现场办公，发现问题直接找到第一线的负责人，使许多中层官员产生“权力被架空”之感。
事无巨细，耿彦波都要掌握。修复常家庄园时，他一有空就到工地上察看，每一幅影壁、每一个雕梁画栋的细节他都要过问。他对施工质量要求极为严格，对下属不满，他会说：“你能完成你就干，你完不成有人能完成。”一位干部感慨：“在耿书记手下干事，不脱两三层皮，真交不了账。”
评价开始复杂起来，虽然仍有骂声，但赞扬声也开始传布。在榆次老城修复开业当天，群众自发地打出了“谢谢您，彦波”的横幅。
2004年3月，耿彦波被调到省城，担任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一位市民看了电视新闻后，写了一首长达85行的长诗《足迹---送耿书记》：“星星知道你有多少不眠的夜晚，月亮知道你有多少思考的苦痛。苟利榆次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两年后，榆次网友在新浪上开了名为“耿彦波论坛”的博客。博客开栏语写道：“耿彦波于2004年3月19日离任榆次，至今已有两年，但群众对他的热情依然不减”
在百度“榆次吧”里，至今有一个帖子仍处于显要位置：“亲爱的榆次人民，你们现在最想念哪一任书记？”后面数十条跟帖几乎都是一个答案：耿彦波。
耿彦波对此深有感受，他到太原任职后不久曾有一次回到榆次，“老百姓打横幅欢迎我，以后没敢再去，怕继任者工作不好做。”
对于离开榆次，耿彦波对本刊记者说：“其实我不想走，榆次老城改造没有完成，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请让我干满一届
耿彦波将争议带到了太原。
2006年6月，他担任太原市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管理、国土、规划等方面。网上有人作诗：“整罢形象修政绩，大兴土木搞城建，挥尽百姓血汗钱，老耿岂能不升迁?”后来有人改了一句，变成：“为了百姓流血汗，老耿岂能不升迁?”
耿彦波在争议声中大步前行。上任之初，他就提出：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太原要“建设一个新城，改造一个旧城，挖掘一个古城”。
根据规划，2007年太原投资137亿元，重点建设道桥、城市配套等48个项目---建设资金和规模均为历史之最---以往10多年里，太原每年的建设资金一直维持在10亿多元的水平。
而这仅仅是牛刀小试。按照耿彦波的设想，2008年才是“大干之年”，总投入将达200个亿。
只是，尚未来得及“大干”，2008年1月，耿彦波又被任命为中共大同市委副书记，旋即获任大同市代市长、市长。上任前，耿彦波向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耿彦波，年轻时能全篇背诵《论语》。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个文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有独特的情结。从灵石开始，他的所有精力几乎都被城建所占，但仍偶以诗句寄托情怀。
不过，采访中他也时常感叹，搞城建如同带兵打仗，“不打不骂不过关”，这让他性格都有些变了。
在常家庄园有一副对联，是耿彦波所题：“燕居田园，静听蛙声一片，动情于山水之间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
本刊记者在大同采访期间，他刚作了一首长600字的《大同赋》，前半部分追溯大同的辉煌历史：“大同者，尧舜之治政，天地之化育，人世之理想，大道之直行也。混沌初开，刀耕火种，人类远宗先祖，许家窑遗址为证；战国中叶，胡服骑射，华夏开疆拓土，武灵王功业可寻。两汉要塞，白登风云，高祖无奈留遗恨；兵略重地，烽火连天，青山有幸寄忠魂。”
后半部分寄托自己的理想：“文化名城，古韵新章。一轴双城，无限风光。传统与现代齐飞，人文共生态一体。奋皇城古都之余烈，振大同崛起之长策。”
“我不在乎一时的骂声”
--- 对话耿彦波
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山西大同报道
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
《了望东方周刊》：从灵石一路走来，为什么你总从恢复古城和打造文化产业下手？
耿彦波：我们从“五四”开始，就认为中国文化有劣根性，打倒孔家店；解放后批判《红楼梦》、《水浒》，拆城墙，破四旧，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推倒重来，建设性破坏。至今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把文化当做产业来考虑。不少地方把文化遗产当做负担，道路这么窄，就把旧的拆了弄宽点；平房那么多，拆了建高楼。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基本思维模式。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很痛心。我们忘了，文化是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希望。
第二个，我们的很多文物是砖木结构，跟西方不一样，受到自然侵蚀，逐渐残破，唐代的到了宋代不修复，宋代的到明代不修复，就没有了。现在还留存的如果不修，很快也就没有了。
老说我们有5000年文化，可是传统文化在哪里？不能光存在于典籍，还应该体现在文物上，所以保护文物是我们的使命。而且文物有价值，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是可以共享的。物质的东西我给了你我就没有了，文化是吃不穷用不尽的。是美美与共，而不是各美其美的。所以，保护不好我们就是不肖子孙。
《了望东方周刊》：山西城市的转型，除了搞旅游文化，是否有其他出路？
耿彦波：山西城市转型的路子很多，大同就要打造制造之都，医药产业、化工产业我们都在做。大同最大的投入其实还不在古城，而是在装备制造业园区、化工业园区、循环生态园区。它们与古城修复多项并举。
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了望东方周刊》：一些人评价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式上太急，过多地体现了个人意志。
耿彦波：我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价值，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不能扭转乾坤。但是根据大同这个古城的现实情况，它没有替代性，必须有一代人把他完成。靠几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认识不一样，而且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
人生苦短。对我来说，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
其实我是从文的，弄城建搞得性格都变了，就跟带兵打仗一样，说骂就得骂，由不得你。我为什么爱看《亮剑》，他那种精神，逃走了就枪毙了你，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全军覆没，那是生与死的关系，没有那么多选择，哪有那么多思想工作可以做。城建也一样，工程你不弄好，不打不骂就不过关。
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人家会当官，抓大放小，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我坚持一分辛苦一分财。“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的审美，情怀，决定你建筑水平的高低。江南园林不都是古代文人自己参与的吗？
《了望东方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收获了很多赞许，但也挨了不少骂，你怎么看待这些骂声？
耿彦波：从骂声中我总结了人生的很多东西。你不要想着一干好事大家都说你好，一说不好不敢干了。很多干部过不了这个关---我替你们干好事，你凭什么骂我，想不通，就不干了。
我觉得城市建设是春天挨骂，夏天就好一点，秋天就有收获。但是你能不能熬过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着秋天收获，有因有果啊。
我担当这个责任，所以我走到哪里都在旋涡中。就是这样我才一直不接受媒体采访，我做事太高调了，做人必须要低调点。大家都说你好，恰恰是危险的时候；大家都骂你的时候，也许好日子就快来了。所以我如临深渊。都说你好，对你的期望值也高了，你不能出一点问题，另一些人会说你为什么就这么好，开始找你毛病。
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
《了望东方周刊》：抓了十多年的城建，你如何总结得失？
耿彦波：我有几个总结：一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搞城建，为什么这么多拆迁，那是纠正错误，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政府不能搞短期行为，一定要有长远规划。
第二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和骂声，骂我我沉得住气。我们有很多能干的人，一看挨骂就说，算了，我不干了，跟他们相比，我像“二百五”。
作为一个官员，你不干事，你走了以后呢？老百姓骂你懒官、庸官，甚至贪官，那就得挨千秋骂。逃得了一时骂，逃不了千秋骂。
第三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还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钱。钱从哪里来？我的观点是，按照计划经济眼光看，城建是个无底洞。按市场经济眼光看，城市是个产业。
再一个体会是做官还是做事。
《了望东方周刊》：做官还是做事，听起来并不矛盾。
耿彦波：这不是个官话。为什么呢？因为有个规律在里边，多说话难免说错话，多做事难免做错事。所以从官场的定律来讲，做事就是给自己找压力。
《了望东方周刊》：但你还是干了。
耿彦波：我的想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拼了命地干，我当县长就要当最好的县长，当市长就要当最好的市长，这是我的职责。而且，我的运气也很好，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好领导。
《了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耿彦波：最起码是个选择的问题。我一路遇到很多风波，有人说，看，这下可栽了吧，其实我一点压力没有。很多规划都是我定的，包括云冈石窟，都是按我的意见定的，我完全承担责任。
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核心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大同城建，从规划到施工，大部分是外地单位，有人批评你为什么不把机会留给当地人，对此你怎么看？
耿彦波：这涉及力争上游还是甘居下游的问题。现在有人说，我们落后，不如人。他们能办到我们就不能办到吗？我们站在他们肩膀上，不能为我所用吗？不但可以，而且还可以创造一流。一流是个国际标准，不能关起门来搞一流。所以我们要一流的规划、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工程队。
对工程队，必须严格，不能被官商勾结一脚踩住你。打倒自己的永远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了望东方周刊》：民间的很多声音现在对政府搞城建抱另一种态度，认为官员大搞建设才能有更多机会腐败。你要打破官商勾结，如何才能做到？
耿彦波：任何时候都要有这种勇气。什么给你力量呢？首要的一条，是保住自己立身的原则。我跟干部说，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些干部上门来，送点礼，我说你尊重我就要尊重我的理想，尊重我的追求。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合理的拒绝是很难的。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你拒绝他，他会说领导不信任我，真是挺难的。我在榆次，一个乡镇书记来看我，带两三千块钱，我说对不起，大环境我改不了，但是榆次要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
我在榆次，虽然做了一点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最年轻的乡镇长28岁，是我用的。我看见优秀干部，非常高兴。所以我说我不想走，好不容易带出来一个队伍，那指挥调动简直是一个声音，生龙活虎。所以大同未来也还是要靠改变人，要有一个好的团队。
话说回来，最后大家还是会理解你。你看我在哪个地方，干部不能说没有意见，但是90%的干部和群众肯定欢迎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
《了望东方周刊》：大同现在是勒紧裤腰带搞城建，不少人因此感受了改革的阵痛，你如何理解这种阵痛？
耿彦波：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只能坚持大多数原则，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善良的，不善良的，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有讲道理的，有不那么讲道理的，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拥护你。让大多数人满意就抓住了执政的基本核心问题，当然目标是让大家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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